《伤寒论》与后世的温病学（伤寒学）

三、《伤寒论》与后世的温病学（Treatise on Exogenous Febrile Disease and Science of Epidemic Febrile Diseases）

《伤寒论》是中医学中最早系统阐述外感热病病因、病机、证候、治则、方药的著作，全书对于外感热病的论述虽详于寒而略于温，但对温病的病因、主证、治则及部分治疗方药均有论述，从而奠定了后世温病学发展的基础；而后世的温病学则在《伤寒论》的基础上对外感热病的理论、辨证论治方法不断补充发展，最后则自成体系，为中医外感热病的诊断与治疗增添了新的内容并提高了临床疗效。

《伤寒论》对后世温病学发展的奠基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内经》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温病的病因，规范其病名。除在第6条论述了温病、风温之外，在《伤寒例》中又指出：“冬时严寒，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其冬复有非时之暖，名曰冬温，冬温之毒与伤寒大异。”“秋时应暖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时行之气也。”《伤寒论》对温病、风温、暑病、冬温、时行之气、温症、温毒、温疫的论述，为后世温病学家对温病病因病机的认识及其对温病的分类，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二，精炼概括了温病初期的主证及其与伤寒、中风的鉴别要点。第6条指出：“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第113条又指出：“形作伤寒，其脉不弦紧而弱，弱者必渴……”在此，仲景揭示的以口渴为代表的伤津症状，既是温病的证候学特点，也是有别于伤寒中风的关键。同时，温病初起即见口渴，又意味着温热邪气伤津最速，提示其治法也当与伤寒中风有别。另外，以“必”与“不”二字，又点明了伤寒与温病在“恶寒”症状上的孰轻孰重及发热恶寒在伤寒与温病中的主次关系。其三，以对温病误用辛温发汗、攻下、误火等导致坏证的论述奠定了后世辛凉发汗法的基础。第113条指出：“形作伤寒，其脉不弦紧而弱，弱者必渴。被火必谵语。弱者发热，脉浮，解之当汗出愈。”此不仅指出了发热、口渴、脉浮而不弦紧是温病初起的临床表现，同时也提出了温病初起“解之当汗出愈”的基本治则。此外，第6条又论述了温病误用辛温发汗、误火、误下等导致津伤热炽的种种变证，从而提示治疗温病当远辛温、避火邪、慎攻下，时时以顾护津液为要旨，这为后世创制辛凉清解、辛凉发汗等治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原则性导向。其四，直接论述了多种温热证候并提供了有效的治法与方药。《伤寒论》中不仅论述了寒邪伤阳的寒化证，也论述了大量的温热证候，如肺热咳喘证、热郁胸膈证、肠热下利证、阳明实热证、湿热发黄证、厥阴热利证、少阴热化证等。以上诸多热证，并非全属寒邪化热而来，更多的则是直接感受温热邪气而发，因而以上病证均属后世温病学的常见证候。《伤寒论》的很多治法，也不只为寒邪立法，而是广泛适用于温热病，如清泄热邪、通下实热、育阴清热、急下存阴、清热生津等。而《伤寒论》中的许多方剂，更是后世温病学家习用之方，如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三承气汤、陷胸汤、黄芩汤、白头翁汤、麻杏甘石汤、竹叶石膏汤、黄连阿胶汤等。甚至连治疗温病后期肝肾阴虚证的一甲、二甲、三甲复脉汤，大定风珠，亦不离《伤寒论》炙甘草汤化裁。而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温病的辨证方法另辟蹊径，但其辨证的思想、原则，均深受《伤寒论》的影响。

但是，还应该看到，尽管《伤寒论》是论述广义的伤寒，但限于当时的理论水平、临床水平及认识的局限，《伤寒论》对于温病的发病机理、证候特点、演变规律、辨证方法、治疗原则及方药的运用等一系列问题，尚缺乏完整、系统的论述，而单纯用六经辨证来指导温病的治疗也还远不适应临床的需求。后世的温病学家在临床实践中发现了这一问题，并经过宋、元、明、清等几个朝代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最终提出了以卫气营血辨证与三焦辨证为主体的辨证体系，加深了对温病病因病机、发病及临床特点的认识，丰富了察舌辨齿及其它的诊查方法，提出了有异于前人的治疗原则与方法，极大地补充了关于急重症辨证与治疗的内容，在扩大《伤寒论》方证治范围的基础上又创制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方剂，终于源于《伤寒论》又超越了《伤寒论》，不仅提高了中医治疗外感热病的临床疗效，而且创立了一个新的独立的学科，为中医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