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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卫生部自1986年5月颁发了《小儿四病防治方案》，其中包括营养性缺铁性贫血防治方案。根据全国小儿营养性贫血防治研究协作组12个省市32，940名小儿调查，血红蛋白＜12g者占55.5%，8省市7，499名小儿调查，血红蛋白＜11g者占39.9%，可见我国小儿贫血的患病率是相当高的。部分地区小儿膳食分析调查结果表明，喂养方法不当是贫血的主要原因。
中央卫生部自1986年5月颁发了《小儿四病防治方案》，其中包括营养性缺铁性贫血防治方案。根据全国小儿营养性贫血防治研究协作组12个省市32，940名小儿调查，血红蛋白＜12g者占55.5%，8省市7，499名小儿调查，血红蛋白＜11g者占39.9%，可见我国小儿贫血的患病率是相当高的。部分地区小儿膳食分析调查结果表明，喂养方法不当是贫血的主要原因。
急性白血病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小儿白血病缓解率极低，更不能长期生存。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上小儿白血病的缓解率可达90%，但发生率亦达90%。到了七十年代后期，由于联合化疗和骨髓移植等项技术的发展，国外小儿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的5年持续完全缓解率已达65～70%，部分长期缓解病例可被认为已经治愈。1980年我国完成了第1例小儿急性髓性白血病的骨髓移植。1989年起，他们采用PCR技术监测残留白血病，研究TCRr，TCRS、IgH作指导化疗及“分子复发”的信号，取得了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3年以上生存率达80%，急性髓性白血病达70%成绩，使大多数白血病患儿获得长期无病生存。
(四)小儿传染病
麻疹
1957年北京的病毒学者利用2～7个月胎儿的肾脏组织和猴肾单位层细胞等二种组织培养方法，成功培养出一株病毒、并试制灭活疫苗。1958年上海病毒学者在猪身上进行麻疹试验，获得成功。自1960年麻疹减毒活疫苗的制成标志着我国对麻疹预防走上了新的阶段。现在麻疹疫苗广泛应用，使易感儿的发病率更降至3%以下。
脊髓灰质炎
1957年我国的病毒工作者从国内12个地区脊髓灰质炎患者的粪便中分离出63株病毒，其中Ⅰ、Ⅱ、Ⅲ型病毒分别为56.4%，30.3%及14.3%上海从344分类及中分离116株Ⅰ型83.6%，Ⅱ型12.9%，Ⅲ型3.5%；北京从303例患儿粪例中分离132例Ⅰ型27.2%、Ⅱ型69.2%，Ⅲ型3.6%。
自1960年我国开始用国产脊髓灰质炎口服减毒活疫苗以来，全国大中城市2个月至7岁的小儿服用液体疫苗的人数达4千多万。1962年又试制成功了糖丸疫苗，在1963年经过1千多万人的试用，说明它是容易保存、运输和服用的一种剂型，便于农林及远郊区工矿地区应用。
结核病
1950年在北京开办卡介苗工作人员实习班，大力开展卡介苗接种工作，至1958年底，接种卡介苗的已达10，508，429人次。新生儿卡介苗接种率90%。由于大规模的预防接种和其它预防工作的逐渐开展，小儿结核病的感染率与发病率明显降低，结核性脑膜炎与粟粒性肺结核已大为减少。由于预防的同时对结核病采取积极的治疗，小儿结核病死亡率已显著减少。
中毒型痢疾
1958年以来，广大儿科医务工作者终于采用了人工冬眠疗法，使该病的病死率降低到5%左右。1963年我国儿科工作者对人工冬眠疗法作了进一步改进，缩短了人工冬眠的诱导时间，积极降温，进行企业的液体疗法，使本病的病死率继续下降。1961年上海钱潮等人报告了用大剂量阿托品静脉注射的方法来改善血管痉挛状态，4年治疗145例，死亡2例，病死率为1.37%。同样也有助于治愈率的提高。
乙型脑炎
自从石家庄中医治疗乙型脑炎，取得显著疗效以后，以北京市儿童医院为例1948～1954年间以西医方法治疗乙型脑炎，病死率为13.2～25.2%；自1955年起以中医治疗为主，西医为辅，病死率逐渐降低至1958年底为5.9%。随着流行性乙型脑炎疫苗接种，该病的发病率大为降低。
九、眼科学
(一)临床眼科学进展
五十～六十年代，白内障手术以囊内摘除术为主，方法有冷冻摘除、硅胶棒摘除、骨炭棒摘除，囊镊法摘除等。传统的老年性白内障针拨套出术也在开展。这些手术方法相对较简单，术后矫正视力满意，其中以冷冻摘除术较为常用。
随着显微手术技术的进步，现代白内障囊外摘除术得到了普及和提高，人工晶体植入成为可能。早在1953年我国就有成功植入人工晶体的病例，但直到八十年代后才逐渐发展起来。1982年Freamen与陆道炎教授介绍了现代白内障囊外摘除术后，在上海、西安、北京等有条件的各大医院都相继开展了显微眼科手术。1991年2月，在上海成立了全国白内障及人工晶体学组，使我国在这一工作上逐渐步入正轨。
青光眼研究进展青光眼亦是我国主要致盲眼病之一。1977年，在卫生部组织制订我国眼科学发展规划中，青光眼被列为重点研究课题，1978年成立了青光眼研究协作组，后改为青光眼学组，学术上相互交流，促进了青光眼研究的进展。近年来，在青光眼早期诊断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青光眼的激发试验，对视乳头C/D值及盘沿面积的改变和视网膜神经纤维层缺损等早期改变的确认，微机程序控制自动静态视野计检查可定量显示青光眼早期视野改变，非接触眼压计，气体眼压计以及微机电眼压描记计的应用都可更精确地测定眼压改变，以早期诊断青光眼。视诱发电位，对比敏感度和色觉检查等对青光眼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信息。激光已介入青光眼治疗，开展了激光虹膜切除术、小梁成形术等，是一种安全、方便，并发症少的治疗方法，值得推广应用。显微手术的应用，使小梁切除术成为治疗青光眼的主要术式，并得到不断改良。降眼压药物亦推陈出新，不断用于临床，在治疗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单疱病互性角膜炎(HSK)发病日益增多，通过多方面研究，单疱病毒分离、动物模型取得成功。免疫学方面亦取得成就，应用单疱病毒单克降抗体已成为HSK的诊断和鉴别诊断的重要手段之一。
1978年在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领导下成立了全国角膜病学组，在角膜病研究治疗方面起到了有益推动作用。我国在诸如角膜组织细胞培养，单症病毒潜伏感染的研究、单疱病毒性角膜炎的诊断及治疗、角膜材料的保存，角膜移植手术技术及一些角膜层光手术等方面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1984年制订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临床分期标准”。近十年来，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发病机理的探讨进行了大量工作。八十年代后期在北京、成都、天津、上海等地以不同方面对发病机理和中药治疗进行动物模型实验。糖尿病动物视网模显微与超微结构的病理学观察，和醛糖还原酶对视网膜毛细血管周细胞保护作用的探讨，以及糖尿病鼠视网膜组织山梨醇、果糖、葡萄糖代谢状况的研究等，均的一定的结果，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资料。视网膜毛细血管周细胞模型的建立，成功地分离牛视网膜的周细胞，并建立了细胞株，创立了体外病理模型，还发现高浓度葡萄糖能激活山梨醇途径，降低细胞的肌醇含量，肌醇磷脂代谢异常以及应用醛糖还原酶抑制剂阻断山梨醇通路，可改善周细胞对肌醇的摄取和肌醇磷脂代谢，并以信息调控的有关环节，证明周细胞的生长与醇磷脂代谢的密切关系，进一步阐明周细胞衰亡的生化机制。
1955年赵东生发表的《关于巩膜缩短手术及其适应范围的意见》，1959年又发表了《用综合原则的手术方法治疗视网膜脱离124例》，促进我国眼科界更新了视网膜脱离复位手术的概念和技术，提高了总体手术成功率。双目间接检眼镜的推广使用，冷冻治疗技术的应用，以及玻璃体注气和切割手术对提高不同病情，包括巨大破孔的视网膜脱离的手术效果均起了很好的作用。使我国在视网膜脱离的诊断和治疗上又上一个新台阶。近年来，以玻璃体切割术为代表的眼后段手术兴起，对大难度视网膜脱离、增殖性玻璃体视网膜病毒，以及对视网膜前模、异物和寄生虫的清除有了较好的治疗效果。激光内封闭术，各种新型无毒害气体和液体的应用，手术器械的不断改进，使玻璃体手术取得了新的进展。
(二)现代科技的应用
近几年，超声多普勒在探查眼部正常血管和眼病方面也显示出优越性。超声乳化吸出术用于白内障，使手术更简化而快速。
眼底荧光血管造影技术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术在我国眼科界起步较晚。七十年代初期，南京、石家庄、广州等地眼科工作者开探索。或静脉注射荧光素后通过滤光片对眼底进行观察；或以国产滤光片改装旧式眼底照相机进行动物试验。七十年代后期，由于行进了国外高速眼底照相机，造影连续拍片技术逐渐开展起来。八十年代初，河北医学院出版了《眼底荧光血管造影释义》一书，向国内初步介绍了这方面的知识。
磁共振成像(MRI)是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应用于临床的影像技术，用于眼部肿物或其它病变的诊断较CT更为清晰，可多方面多层面断层及多种成像参数扫描，对球内非磁性异物，肿瘤及海棉窦动静脉瘘均更易于成像显示。
41956年，陈耀真、王文书教授已着手于建立临床视觉生理实验室。直到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我国视觉电生理测定逐步发展为系列化，1987年成立了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眼电生理学组。
激光是近代重大的科学技术进展之一。应用于眼科临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1971年上海市首先研制成功红宝石视网膜激光凝固器；杨冠等(1973年)报告了它的动物实验和临床应用后，1976年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报告了于1973年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台氩离子激光凝固器在眼科临床的应用。
十、耳鼻咽喉科学
(一)耳科学的发展
五十年代初期，我国的耳科学主要围绕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及其颅内外合并症的手术治疗，总结成败经验。五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以恢复与保存听力为目的鼓室成形术，1957年我国就有了成功引用的报导，此后迅速在全国普遍开展，到六十年代形成高潮，经验总结和技术革新的报告迄今不断。
耳硬化症在我国的发病率不高，为其所做的内耳开窗术在1947年开始，截止1959年据不完全统计共进行300余例，成功率在80%以上。1956年镫骨撼动手术传入我国，曾流行一时。终因术后镫骨易再固定而被镫骨切除术所取代。
现代听力学包括基础听力学、临床听力学和康复听力学。直止六十年代初我国才有临床听力学方面的报导，内容只限于纯音电测听中的掩蔽问题、阈上功能检查等。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纯音测听日渐普及和专业学会的成立，杂志的出版，特别是一系列相关国家标准的颁布，命名临床听力学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
我国耳神经学从六十年代初起步，从前庭冷热和旋转诱发试验入手。稍晚有了应用眼震电图代替裸眼观察眼球震颤的报导。起初所用仪器是改装的心电或脑电记录仪。八十年代才有了能用计算机处理眼震讯号的专用眼震记录仪。
七十年代前我国耳神经外科是以治疗耳源性颅内合并症、梅尼尔病、面瘫等为主。颅内合并症的了病率逐渐降低，由于CT、MRI的广泛应用诊断也明显简化准确。治疗方面现多主张径乳突经路一次手术。对多发性或远隔部拉者方采用开颅手术。对梅尼乐病的手术治疗，我国从七十年初已经开展，到目前报导较多者有内淋巴囊引流术，前庭神经切断术和各种破坏术。由于诊断和疗效评定标准不够统一，结果难以比较。面神经麻裨由于仪器和手段的长足进步，定性和定位诊断准确性更高。对它的部分减压术首次报导于五十年代末。七十年后发展较快，出现了全程减压、内听道和迷路段减压、膝状神经节减压和神经改道吻合，神经移植等手术，效果明显改观。八十年代我国出现了针对半面肌痉挛的手术治疗。
(二)鼻科学的发展
鼻及鼻窦变态反应是我国建国早期就很重视的研究课题。开始是总结中西医各种治疗方法的经验。接着开展了对致敏花粉的调查，到目前为止已普查完29个省市或地区。基本摸清了我国南北方致敏花粉的特征。
鼻外科在五十年代初期主要围绕鼻窦炎的手术治疗方法与结果讨论。八十年代后期，鼻内窥镜及专用手术器械问世，国内仿制成功，鼻内窥镜手术迅速在许多城市医院开展。手术除主要用于多发性鼻息肉，筛窦上颌窦炎以外，亦被用于做鼻腔泪囊造孔、视神经管减压等。
经鼻径路做垂体瘤手术，我国从六十年代初就已开展，到七十年代末仅文献报导的已五十余例。目前全国各地已普遍开展，手术方式有了多种改良，适应症也渐扩大。近年来已有数篇依此检救垂体卒中成功的报导。蝶窦局解的深入研究是应手术的需要而进行的，反过来它又提高了手术的准确性和安全性。
(三)咽科学的进展
急慢性扁桃体炎及其合并症是我国六十年代前讨论较多的课题，由于缺乏统一的、公认的手术适应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手术有些过多过滥。七十年代以来发现扁桃体是产生免疫淋巴细胞和各种免疫球蛋白的器官，在胸腺蒌缩后，在维持人体正常免疫功能方面占重要地位。在各大医院乱摘除扁桃体的现象已明显减少。鼻咽癌在我国南方各省发病率较高，建国以来曾多次做过大面积，甚至于是跨省区的流行病学普查。基本摸清了发病原因和规律，确认EB病毒的致病作用，分离出EB病毒壳抗原等，并将其用于临床诊断和预后判断。七十年代以来先后建立了类淋巴母细胞株，鼻咽癌上皮样细胞株和梭形细胞株。这是我国学者在鼻咽癌研究方面的重大成就，国际首创并被公认。我国学者在鼻咽癌的病理，超微病理、病理分型、动物模型建立等方面都有独创性成果。用乳胶球和贡压吸引法采取癌细胞供临床诊断，阳性率较高，已被推广应用。目前在我国采用的高能放疗和分段放疗，5年生存率高达85%以上。近几年针对复发癌和有颅内转移者还开展了手术治疗。下咽(喉咽)癌较少见，常与喉癌或颈段食道癌伴发。目前多在放疗后行喉咽切除或扩大喉全切除术，同时用带血管的肌皮瓣游离空肠、结肠等修复手术后组织缺损，恢复其功能。我国学者采用食管内翻剥脱法与国外流行的后纵膈双手钝性游离法相比，术后并发症明显减少。
(四)喉科学的进展
应用硬质喉直达镜、氧管和支氧管镜取除各种呼吸道异物，治疗氧管结核、肺出血、支氧管扩张、肺不张取活检诊断肺肿瘤等是五十年代初期，我国喉科学讨论的热点。七十年代后期光导纤维内窥镜进入我国并迅速普及，扩大了医生们的视野，提高了一些疾病的早期诊断率。
喉癌在我国东北多发，尽管三十年代我国就有人用喉全切治疗，但是喉癌手术真正的发展与普及还是1949年后，特别是近十几年的事。在基础理论方面，我国学者曾对喉癌标本做过大块连续切片，借以对比病理和临床分期。研究它的超微病理特征，探讨它与性激素、自由基代谢，特别是各种癌基因的关系。这些研究提高了对喉癌生物学特征的认识。对癌和癌旁组织，转移淋巴结所做的病理，组化免疫组化，基因等方面的对比研究，有助于了解喉癌局部扩展和转移的规律。癌细胞株的体外培养和动物模型的复制成功为更深入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纤维喉镜，喉的CT和MRI的应用使判定癌的侵犯范围与周围组织器官关系的准确度明显提高，使手术方式的选择更趋合理。
十一、皮肤性病学
(一)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
1949年以来，我国皮肤性病科的科学研究首先是着眼于防治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皮肤病和性病的临床和理论研究，一些传染性皮肤病、职业性皮肤病、变应性及自体免疫性皮肤病、真菌性皮肤病、结缔组织病、银屑病、皮肤血管病等也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促使各种皮肤病和性病的临床诊疗工作都取得长足进展。
皮肤性病学除临床研究外，在皮肤病的生理、病理、病理生理、组织病理、免疫学、生物化学等以及电子显微镜和其他先进设备、新技术的应用等也都进行了研究和开展，取得了不少成就，对银屑病等作了全国性的流行病学调查和防治研究。各医学院校和大中城市的大医院的皮肤性病科大多建立了病理、真菌、免疫、生化等实验室，结合临床开展一些实验研究。随着国际间医学交流的深入，近十多年来对国际间重点研究的课题也逐步开展，如对HLA、郎格罕细胞、淋巴细胞、病理、牲组织化学等。我国皮肤科学的研究工作已进入了分子生物的领域。
1949年以后，中华医学会皮肤科学会举办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截止1991年前已经举行七次。1949年前无皮肤性病方面的专业期刊，现代皮肤性病学专业性书籍甚少，1949年以后才有条件出版发行。1954年中华医学会皮肤科学会创办并发行了《中华皮肤科杂志》，以后陆续创刊的全国性的专业杂志有《皮肤病防治研究通讯》、《临床皮肤科杂志》、《中国麻风杂志》、《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皮肤病与性病杂志》、《国外医学皮肤科分册》、《中国医学文摘皮肤科分册》；地方性期刊有云南《皮肤病防治》、广东《岭南皮肤性病杂志》、广西《皮防通讯》、山东《皮肤性病学杂志》等，在其它医学杂志、医学院刊或学报中也常有皮肤性病学文章发表，《健康报》及各地卫生报刊等亦常刊有皮肤性病方面的论文和科普文章。皮肤性病学专著和大中医学院校皮肤病学教科书陆续出版者累计已达数十种。
(二)诊断技术及治疗水平的提高
梅毒的血清学诊断七十年代以前主要采用的康氏和华氏反应，已被新的梅毒血清试验所代替。八十年代新的诊断方法聚合酶链式反应(简称PCR)近年在我国也很快应用于淋病、衣原体、支原体感染的非淋菌性尿道(宫颈)炎。
新的抗病毒药如无环乌苷、肽丁胺、干扰素等治疗病毒性疾病，用许多新的抗生素治疗各种细菌和真菌感染性皮肤病和性病，用各种皮质类固醇制剂、新的抗组胺剂治疗变态反应性、自家免疫性和非传染性炎症性皮肤病，用免疫抑制剂治疗自体免疫性皮肤病，用各种抗组胺剂治疗一些变态反应性皮肤病，尤其是H1受体与H2受体抗组胺药物联合使用，治疗荨麻疹类过敏性疾病取得较好疗效等。在物理治疗方面，除原有的中波紫外线和浅层X线、境界线外、长波紫外线、同位素32磷、90锶和激光(Co2激光、氦氖激光等)等也被应用于皮肤科临床。
(三)积极防治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皮肤病及性病
性传播疾病(STD)
1949年以前性病在旧中国广泛流行，严重危害了广大人民的身心健康。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一举封闭妓院，解放妓女，对她们进行教育，治好性病，安排就业。首先在北京，接着在全国采取同样措施，从而在我国永远铲除了娼妓制度。正如恩格斯所言：“卖淫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它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消灭”。(《共产主义原理》)这不但消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最丑恶的社会溃疡，也是防治性病的根本性措施。新中国这一创举获得全世界正直人士的赞扬。据北京医学院统计，1949年梅毒患者占门诊人数10%，1963年下降至0.47%，其中传染型梅毒的减少更为显著，1972～1973年在全国又进行过一次大普查，未发现现症梅毒患者。
近十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性病又传入我国，按其发病率高低依次为淋病、尖锐湿疣、非淋菌性尿道炎、梅毒、软下疳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艾滋病患者在我国也有所发现，这些都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全国性病防治研究中心受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委托，在南京举办了艾滋病、性病实验室诊断讲习班，现在防治性病又已成为我国的迫切任务，各级防治中心已陆续建立，专门负责此项工作，防治的关键在于发挥我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普及性病防治知识，切实抓好宣传教育和监测工作，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齐抓共管，采取综合治理措施，彻底杜绝嫖娼卖淫活动，选用先进方法及有效药物积极彻底治疗现症患者，制止性病在我国蔓延。
1949年后，党和各级人民政府非常重视麻风病的防治工作，1951年4月，中央卫生部召开的防疫专业会议，对麻风的防治问题作了重点讨论，1951～1957年先后举办麻风防治高级进修班5次，进修医师共114名，尤家骏教授亲自参加授课训练工作，1958年邀请阿根廷麻风专家司胡曼教授在广东举办进修班，结业医师40名，这些结业的医师们又在各麻风流行地区举办各种麻风防治进修班，进修医师前后共有3000多名，还有马海德氏全力以赴地投身于麻风病的防治与研究工作。1957年全国麻风防治会议后，卫生部制定了防治规划，1975年和1980年国家多次下达文件，对这一工作采取具体措施加强防治。从五十年代初至1981年止，我国有麻风医院62处，防治站343处，麻风村794处，共计1199处，专业防治人员13432人。
1949年前，我国头癣发病率较高，在未开展大规模头癣防治前，全国各地均广泛流行，尤以乡村多见，严重危害着广大人民的身心健康。1949年后，党和政府号召除害灭菌，卫生部于1959年在江西宁都，1962年在南昌先后召开头癣防治会议，推动此项工作，1977年在武昌举行的全国头癣防治工作经验交流会，推广湖北省的先进经验，制定了防治规划和方案，随之在全国广泛开展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全国已基本消灭了头癣。足癣是我国的多发病，建国初期约占皮肤科门诊病人的20%，有的城市如上海则高达50%以上，经验证明不能单纯治疗，应当防治结合，重视预防。
职业性皮肤病的防治曾对许多厂矿企业、农村、服务行业等作了发病率的调查，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防治建议。从1953年到1977年有关这方面的报告就有125篇之多，由于加强了宣传工作，使广大职工了解预防职业性皮肤病的重要性及其防护知识，各厂矿企业单位逐步改善了劳动条件，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和操作规程，改革生产设备，逐步开展生产机械化、自动化、密闭化、尽量减少甚至避免接触各种有害的生产因素，这是杜绝职业性皮肤病发生的最根本措施。
银屑病是皮肤科常见病之一，近年来有增加趋势。八十年代进行了全国性的大调查，在自然人群中发病率高达0.18～2%。银屑病的治疗方法繁多，不论现代医学治疗方法或中医疗法，中西医结合疗法均有一定疗效。
白癜风的发病率也较高，近十多年来研究较多，认为白癜风是全身性疾病，可伴有多器官受损，10～15%有自身免疫性疾病，治疗方法较多，多以中西结合为主，已经取得一定效果。
十二、口腔医学
(一)口腔医学临床医疗和预防保健工作的发展
建国四十多年来，口腔医学的疾病防治工作，全国口保健网已有较普遍的布局。在各大中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天津、西安、成都、重庆、广州等均有设备优良和治疗全面的口腔专科医院或牙病防治所，并设有病床收治口腔颌面外科各种疾病。县级以上的综合性医院也设立口腔专科，很多乡、区卫生院、城市街道医院都开设口腔科门诊为居民及学校学生进行牙病防治工作。在设备齐全的口腔医院，一般都采取分科治疗，下设口腔内科负责治疗龋病、牙髓病、牙周病、口腔粘膜病等；口腔颌面外科(包括美容整形外科)负责治疗口腔颌面部畸形、外伤、感染、肿瘤及颞下颌关节等疾病；口腔正畸科负责主治牙列畸形、错牙等；口腔修复科主治缺牙修复。有些口腔医院还开设小儿牙医科负责儿童口腔疾病的防治工作。据最近二年的统计，全国各省市设有口腔专科医院共约55个，设有口腔科的综合性医院共6000多所。口腔科医护人员约50000人以上，其中高级医学院校口腔专业毕业医师约占1/3以上。
口腔内科
在牙体和牙髓病治疗方面如牙髓塑化法治疗牙髓病及根尖周病。用自己设计和生产快速涡轮机作牙体各种同型的制备。在补牙材料的制造方面如高铜银汞合金、复合树脂、生物陶瓷等，已生产质量较高的系列产品，对牙体的美容修复起着重要作用。
在牙周病治疗方面，近年来对牙周手术疗法的改进，各种自体、异体骨制品的植入，各种生物陶瓷修复牙槽骨缺损；牙周病系统调牙治疗及正畸等治疗均取得较好的疗效。
在口腔粘膜病的治疗方面，应用局部对症及全身免疫制剂，配合广谱抗生素，对口腔粘膜白色念珠菌感染的治疗；对口腔粘膜病与内科系统有关的综合症及特殊的感染等的综合治疗，均获得较好的疗效。
口腔颌面外科
在口腔医学的分科中，口腔颌面外科发展最快。近十年来在北京、上海、成都、西安等地的口腔医院相继成立了口腔麻醉科，使口腔麻醉方法增加了新的内容，如激光穴位拨牙，经鼻腔盲目插管的“三头位”方法解决经鼻盲插的难点等。
在诊断口腔颌面部疾病方面，口腔放射学从单纯的放射诊断学逐渐发展为影像诊断学，如CT、磁共振已较广泛应用于诊断颌面部肿瘤及颞下颌关节疾病。口腔介入放射学的发展将数字减影血管造影和一般血管造影技术及血管栓塞技术应用于诊断和治疗口腔颌面部肿瘤。
口腔修复学及口腔正畸学
近十年来，在口腔修复学得中发展了口腔修复生物力学，使口腔修复方法和效果更具有恢复正常咀嚼功能和面容美观的效力。
在口腔修复材料中，国产高分子黏结材料应用于儿童龋齿治疗、正畸附件的直接黏结等也有良好的效果八十年代初开始有国产的EB复合树脂、光固化树脂在临床广泛应用。此外，金属烤瓷材料、各类铸造合金材料的研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口腔正畸学在七十年代，我国学者结合国情设计应用一些有效可摘矫治器如“环托式矫治器”固位力和支持力强，将可摘矫治器技术提高到新的水平。八十年代引进的功能矫治器提高了疗效和应用范围，采用引进的方丝弓、细丝弓等高效能的固定矫治器并自行生产带坏、托槽、釉质粘合剂及钛镍弓丝等器材，临床专业使用者已达60%～70%。传统的牙列不齐和错牙的矫治，目前已逐渐应用于成年人的正畸，与颌面正畸外科互相配合，对牙颌正畸矫治及青少年颞下颌关节功能紊乱综合症的治疗，取得了良好效果。
儿童口腔医学
近年来，对学龄前儿童大量开展局部氟化物涂擦和窝沟封闭，并试用硅胶、中药制剂防龋。此外，用激光幅照封闭沟隙防龋也取得一定的效果。
口腔预防保健
我国口腔预防保健近十年来有技快的发展，1983年北京医大口腔学院研究所被任命为“世界卫生组织预防牙医学科研培训中心”，建立了我国口腔卫生工作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联系，与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建”相呼应。该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培养了一批骨干，在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城乡口腔保健工作，发挥积极作用。1983年我国首次使用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在10余万名中小学生中进行全龋病、牙周病流行病学的抽样调查，为我国开展口腔疾病预防工作提供了参考资料。1989年在北京举办了第二届世界预防口腔医学大会，同年成立了全国牙病防治指导组的顾问组，指导组已制定出2000年我国口腔卫生保健的规划目标第三次修改稿，待有关方面的批审实施。1989年9月由全国九个部委联合发起每年9月20日在全国开展“爱牙日”宣传活动。
(二)口腔基础医学科学研究的发展
在基础医学科研方面，近十年来不断创造、引进先进技术和实验方法。在口腔生理学，病理学、免疫学、结构学、生物力学、材料学、路学、激光技术、组织化学、生物医学工程等学科中，都取得了许多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成果，其中的些已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
口腔医学研究所的设立，最早为华西医大口腔医学院于1958年经卫生部批准建立，下设17个研究室，在龋病和牙周病的病因研究取得显著成果。该院于1989年经卫生部批准建立“卫生部口腔生物医学工程重点实验室”，对国内外开放以加强和促进口腔医学研究的发展。此外有北京口腔医学院、西安第四军大口腔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大口腔医学院等也相继成立口腔医学研究所，招收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进行各种高科技的专题研究。
我国口腔基础医学研究项目繁多，比较突出的成果在口腔解剖生理学方面有对正常人面部各器官形态及其间距离的测量数据，有修复颌面部畸形的参考价值。对面前静脉内毗静脉瓣膜的解剖观察比较和对成人颅纥颏孔、颊脂垫解剖、颈外动脉主要分枝的观察。
十三、精神病学
1949年至1959年我国精神病学的发展状况和取得的成就从1950年开始精神病学教学工作使受到重视，在医学院校中作为单独课程进行讲授。1954年统一了教学大纲，并进行教学实习，扩大教学基地。五十年代初期，因限于人力，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医学院校正式成立了精神病学或神经精神病学教研组，至1958年全国大多数医学院校建立了专门的教学组织。1953～1958年，卫生部、民政部在南京、上海等地培养了高、中级专业医师数百人；全国各大区基础较好的精神病院也对各级医师采取了多种方式进行了培训和提高。
1958年，新建的精神病防治机构达62处，遍及全国21个省市，床位总数为1949年前五十年中总数的十四倍。
治疗方面除原有的胰岛素、电休克、发热疗法外，还逐渐开展了睡眠疗法和各种药物疗法(包括盐酸氯丙嗪、中药验方、眠尔通等)，各种综合疗法、针灸、电针、刺激神经疗法等在许多医院得到应用。由于当时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尚不普及，故在许多医院新老疗法并存。由于社会制度的改革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由于吸毒、梅毒、传染病和营养不良等相起的精神病大大减少，至五十年代末，有的甚至完全消灭。这是本时期内我国精神病学取得的巨大成就之一。至五十年代后期，由于疾病谱的改变，有些疗法(如发热疗法)已不复使用，以氯丙嗪为主的药物疗法辅以心理治疗已在临床医疗中占主导地位。
中华医学会于1954年年立了神经精神科学会，许英魁任主任委员，1955年3月创刊了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初为季刊，1958年2月改为双月刊，许英魁为总编辑，冯应琨、伍正谊、王慰曾、张沅昌为副总编辑。
1960～1977年我国精神病学发展状况从1960～1966年初，我国的精神病学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由四川医学院主编的编编教材《精神病学》于1960年正式出版，英国《临床精神病学》中译本在上海于1963年出版，在此期间南京也出版了一本《精神病学》。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虽于1959年下半年因故停刊，但于1963年复刊。在此期间我国精神病学教育事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但从1966～1976年，精神病学由于受到“文革”干扰而几乎停顿，学术著作及刊物极少。1974年湖南医学院出版了《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分册》期刊，1975年广州中山医学院出版了《新医学》杂志的《神经精神疾病副刊》，后改名为《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1976年长沙出版了一本《精神病学》中型书籍。从1960～1977年，《中华神经精神杂志》一直处于停刊状态。
从1960～1965年，精神病防治机构和床位增加，除一两个地区之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规模较大的精神病医院。尽管如此，精神病防治工作在这期间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许多省市建立了以省、市精神病院为中心的防治网，防治网的设置大都分为三级。
六十年代以后，精神分裂症的比例明显升高。当时的主要疗法以药物治疗为主，包括氯丙嗪、泰尔登、奋乃静、苯乙肼等。胰岛素昏迷疗法因为精神药物的出现，在六十年代以后绝大数医院已经停用。电休克治疗在“大跃进”及“文革”时期由于政治原因被迫停用，但因为无法控制木僵状态及严重的抑郁症自杀，故不久又重新恢复应用至今。
精神病的实验研究及临床研究在1960～1965年间有一定发展，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从五十年代末就在几个主要大城市进行，有些城市完成了初步的发病率及患病率的调查。上海还对精神分裂症的家族遗传史作了大规模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被我国精神医学教科书广泛应用。在临床研究方面夏毓芬等人对一组与月经周期有明显关系的精神病进行了研究；陶国泰等人对儿童精神病问题也进行了某些研究。
1978～1989年我国精神病学发展状况自1979年以来，全国医学院校除加强精神病学教育外，已有46所院校开设医学心理学课程。
1980年卫生部还指定北京、上海、湖南、华西、哈尔滨等医科大学及北京市安定医院及南京神经病防治院等作为全国精神科医生继续教育中心。1982年在北京、上海两地建立了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研究所和培训中心。自八十年代实行学位制以来，许多医学院校的精神科都设立硕士研究生点。北京、上海、湖南、华西医科大学的精神科还授予培养博士研究生资格。八十年代以来，上述四个单位已毕业硕士及博士研究生160余人，其中湖南医科大学培养数量最多。第一批博士导师为夏镇夷、沈渔村。另外，北京、湖南、华西医科大学近年来还建立了精神卫生系。在此期间，精神病学出版物较多，影响较大的有《精神医学丛书》、《精神病学》、《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精神病学分册》等。
八十年代以来，精神卫生医疗机构迅速增加。1986年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会议。会议资料显示，截至1985年为至，全国已有精神病院348所，床位60000多张。到1989年，又发展到80000多张。据1990年华西医科大学编写的《全国精神卫生医疗、教学、科研机构名录》称，当时全国有精神卫生机构803家。床位规模最大的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和北京市安定医院。
这一时期的科研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神病学流行病学研究：1982年在世界卫生组织协助下完成了全国12个地区关于精神疾病发病率、患病率的研究，是这10余年中流行病学研究最大的成果。
2)精神疾病病因学的研究：主要是遗传、生物化学、电生理、CT等方面的研究，但至今未有突破性发现。
3)心理量表的应用研究：这一研究发展很快，但有待于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
4)诊断和分类研究：1958年曾提出过一个精神病分类草案，但未正式公布执行；1978年又提出了一个修订草案进行讨论。参照美国DSM-III和国际疾病分类第9版和第10版(ICD-9，ICD-10)，结合我国的实际，我国在1989年出版了《中国疾病的分类和诊断标准》(第二版)，成为我国的“官方”诊断分类。
5)老年和儿童精神疾病的研究：在这10余年里得到了广泛重视，在南京和福州，成立了一定规模的儿童精神卫生研究机构，在一些大医院里，还成立了研究老年精神疾病的病房。6)治疗学研究：主要是心理治疗和对精神药物的试用研究。80年代后期创刊的《中国心理卫生杂志》对心理治疗有许多研究报导。对精神药物的研究主要针对新型抗抑郁药、卡马西平、氯氮平的药效研究。
学术交流：1978年恢复了全国性学术交流。1978年7月4日至10日在南京召开中华医学会第二届全国神经精神科学术会议。会议期间召开了第三届学会委员会议，宣布了主任委员为夏镇夷，副主任委员为冯应琨、伍正谊、黄克维、黄友歧、于清汉。第三届全国神经精神科学术会议于1986年6月3日～7日在重庆召开，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选出了第四届学会委员会成员，陈学诗任主任委员，周孝达、沈渔村任副主任委员。1980年后，由中华医学会组织的全国性学术交流基本上2～3年1次，每次交流事先定出主题，内容相对集中，在此期间，学会下面还成立了一些学组，各个学组也都定期组织全国性学术交流。1985年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成立，陈学诗任第一届理事长。
十四、神经病学
(一)初创阶段
五十年代初期使先后在北京、南京、上海、长沙、天津等处大量培养医学进修人员。1952年，成立了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在38个医学院中，有30个开设有神经病学课程。1965年，我国除教学医院有较齐全的人员配备外，省市级医院和部分县级医院也有了神经科专业医师。
流行性日本乙型脑炎，1948～1955年间，此病在一些地区曾有较大流行。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对本病的流行病学，免疫学，临床和病理各方面均有深入研究。自1955年起，北京市儿童医院以中医治疗为主，西医为辅，治疗脑炎取得显著疗效。病死率逐渐降低，到1958年由原来的25.2%降至5.90%。寄生虫感染所致的脑型血吸虫病，肺吸虫病及脑囊虫病的诊断和治疗有较大进展。中枢神经系统梅毒与维生素缺乏所的社经炎已明显减少。
根据上海第一医学院及北京协和医院的资料，癫痫的发病率在上海和北京分别为15.6%和9.79%。十五年间，对癫痫的病因，症状，诊断，分类，预后及治疗的研究均取得一定进展。在对癫痫患者脑脊液氨含量的研究中，发现其平均值为0.25微克，癫痫发作时脑脊液氨含量增加二、三倍，癫痫持续状态时氨含量更高，几乎24小内还不能恢复正常水平。用咖啡因可治疗小发作，而苯巴比妥或苯巴比土，溴化钾合剂及苯妥英钠对大发作有明显疗效。
(二)艰难曲折的发展阶段
自1966年到1976年之间，多数医院的神经科被取消而并入内科。《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被迫停刊，神经科学术活动被取消，专业研究工作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自1970年以来，各地区均有暂称“散多性脑炎”的报道，对该病的病因、神经精神症状、全身情况、血清学、免疫学、脑脊液、脑电图检查等做了大量研究，提高了诊断水平。对急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炎进行了大宗病例临床分析并提出病因学说。北京、上海对该病患者进行神经运动传导速度测定，结果显著减慢。结合肌电图检查，说明电生理改变能反映本病病理生理特点。
上海第一医学院华山医院自1974年以来，在血液流变学方面作了深入研究，测定血液粘度，聚集性，凝固性等项血液流变学指标，发现血液流变学异常是缺血性中风的发病先兆之一，并可作为区别于出血性中风的诊断参考，也是治疗该病的一个动态观察指标。河北医学院应用脑超声波鉴别脑出血与脑血栓形成具有一定的经验。在治疗方面，上海第一医学院发现二磷酸腺苷(ADP)对缺血性中风病人血小板电泳有明显减缓作用，丹参有改善血小板抗ADP聚集的作用；吉林等地开始应用国产尿激酶治疗脑血栓形成有一定疗效。此外，各地对脑出血手术治疗和对缺血性脑血管病的颅内——颅外血管吻合术积累了不少经验。
(三)飞跃发展阶段
1978年《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复刊，同年7月在南京召开了第二届全国神经精神科学术会议。从此，神经病学无论在医疗、教学与科研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对国外的学术交流频繁，目前，神经科病床已增至20000张左右。一些院校一级的研究所和神经科方面的专科人员培训中心相继成立。研究生制度的建立，为促进我国神经病学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到1995年，全国共设神经病学博士点9个，导师26名，共招收博士生94名，已毕业79名，硕士生点40个，导师106名，招收硕士生486名，已毕业446名。国内定期出版的神经病学方面的杂志发展到十余种。出版的书籍130余部。各项研究获卫生部所颁发的医药卫生科学技术进步奖20余项。
在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学会下的学组学术活动活跃。自1984年到1991年先后成立了9个学组。这些学组对促进我国神经病学的发展，专业人才的培养都做出了许多贡献。
综合国内报告，对“散发性脑炎”的研究表明它实际上包括病毒感染及急性脱髓鞘两大类疾病。故不再用“散发性脑炎”一词。感染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炎发病率仍高，对本病病因的研究，大多认为与机体自身免疫有关，细菌及病毒感染为始动因素。对脑脊液及外周血淋巴亚群的观察，发现脑脊液T细胞明显增高，N细胞下降，周围血则相反，脑脊液中IgG亦升高，故认为本病是免疫障碍所致的由T细胞介导的免疫性脱髓鞘病。寄生虫感染已大为减少。
自七十年代末，引进第一台CT机起，我们诊疗技术有了较大的变化，提高了对卒中的性质，部位，范围等的确诊率，由于检查方法简单，安全、迅速、准确，一定程度上代替了脑血管造影。脑血管造影技术由单支动脉穿刺发展到逆行定向导管选择性脑动脉造影，较广泛开展。更安全，简便的数字减影脑血管造影(DSA)亦在少数地方应用。脑血流速度检测，氚吸入或氢离子清除法测量局部脑血液等也在国内一些地区开展。核素脑血管造影，多普勒超声检测，颈动脉，椎动脉的颅外段及脑血管病变等在少数地方也有应用。视、听及体感诱发电位，脑电地形图，神经心理检查等有助于客观地了解脑血管病所致的脑功能障碍。各种实验性脑血管病动物模型的建立，有利于对各型脑血管病的病理，病理生理，生化改变等进行研究。发表了很多有关脑血管病患者或实验动物的不同时期的酶，中枢神经介质，神经肽，前列腺素，环核苷酸及自由基，维生素E水平等的研究报道。与诊断手段相比，脑血管病的治疗尚无重大突破。对缺血性卒中，除传统的扩容稀释疗法外，用蛇毒治疗的报告称疗效在80%以上，对出血性脑血管病的治疗仍以综合措施，中西医结合等为主。
对癫痫的病因和该病机理研究涉及多方面。癫痫的遗传学问题，引起了广泛注意，在流行病学调查中，发现遗传性癫痫患者率为219/10万。对双生子患癫痫的研究亦表明了遗传的易感性存在。脑电图及遗传免疫学研究亦发现癫痫家系成员，尤其一级亲属中，脑电图异常率及免疫球旦白异常率都较正常人高。关于遗传方式，多数人认为属多基因遗传，但亦有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及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家系报告。对癫痫发病机理的探讨，如对癫痫患者及实验动物模型的脑脊液中单胺介质代谢物，氨基酸介质，酶，环核苷酸等的观察，都有研究报告发表。血微量元素改变，免疫功能改变等亦有报道，但确切机制尚待研究。
十五、营养与饮食学
(一)我国公共营养事业的发展
我国1936年首次提出“中国民众最低限度的营养需要”未列入维生素的需要量，1949年后前中央卫生研究院营养学系在编辑包括维生素含量在内的《食物成分表》时，提出了一个“我国的膳食营养素需要量推荐标准”。1962年召开中国生理科学会营养专业会议时，正式发表了我国膳食营养素供给量推荐标准。以后中国营养学会在大量实验研究和实际调查的基础上，于1981年和1988年进行了两次修订，修订后的标准所包括的营养指标已由最初的10项增加至15项，人群的年龄划分也由最初的11个增加至21个年龄段。1988年修定时，我国营养工作者在热能需要量方面已对各主要工种的劳动项目及各兵种测出热能消耗率；对我国的谷类、豆类等消化率，植物蛋白质的生理价值及营养效果的影响因素，蛋白质的互补作用，多种维生素、无机盐和微量元素的营养效用及影响因素等方面都作了大量的工作。
(二)食物与营养工作的发展
1952年由中国预防医学科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的前身——中央卫生研究院营养学系，测定了北京300种食物中5种维生素的含量，并编制出版了我国第一本较完整的《食物成分表》，该表包括有约300余种食物中15种营养素的含量。
八十年代以来我国还进行了一些食物营养成分分析方法的研究和建立工作，1986年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编写了我国第一本“食物营养成分测定方法”一书，该书既考虑了最新仪器设备，又兼顾有益于普及的一般方法，对全国不同地区食物分析方法的统一起到了很大作用。1986年在王光亚和沈治平两位研究员的主持下，组成了有15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有关单位参加的“全国食物成分测定工作协作组”，经过数年的共同努力，1989年完成了各地区食物中多种营养素的测定工作。经过四十年来对各种食物成分分析数据的不断积累，食物成分表也进行了数次修定，1991年再次修订出版的食物成分表中分析项目已达28大类，包括3282种食物中的24种一般营养素含量，1388种食品中的18种氨基酸含量，932种食品中26种脂肪酸含量和962种食品中的胆固醇含量。这表明了我国的营养分析工作在建国以来的40年中已取得重大发展。
五十年代初曾对市场上58种婴儿代他食品做了营养成分分析，动物生长试验以及氮、钙、磷代谢观察等研究，结果发现大多数食品的营养成分比例都不适合营养素供给量要求，维生素均低于标准，经研究改进，提出了“5410”配方代乳品，向全国几个大城市推广生产，取得了较好效果。七十年代后期，在全国的南北地区因地制宜研制了多种代乳品配方，并汇编成册向全国推广介绍。八十年代以“5410”配方为基础，加以补充、改进工艺过程，研究、试制了适宜于1～6个月婴儿食用的“婴儿营养粉”和6个月以后的断奶食品“宝宝乐”，其营养效果均不低于以乳为主食的婴儿代乳品。在卫生部及轻工业部组织领导下，对婴幼儿配方乳粉，断奶期配方食品、断奶期补充食品及某些婴儿强化食品都制定了营养卫生标准。
八十年代以来，国际上对母乳喂养的优越性有了更科学的认识，同时对孕妇、乳母的营养状况与乳汁分泌的质和量，以及对胎儿生长发育的关系等进行了大量研究。
(三)营养与疾病的研究工作
1985年在卫生部、教育部的支持下，浙江医科大学和中山医科大学分别成立了营养专业和临床营养专业，开始了临床营养医师的培养。八十年代以来，临床营养工作的队伍不断得到扩大，卫生部也曾委托几所医学院校开办过短期临床营养进修班。1986年由关桂梧主编出版了“营养学基础与临床实践”，1990年由顾景范、邵继智主编出版了“临床营养学”，这两部临床营养学专著的出版，弥补了我国临床营养学专著的空白，对我国临床营养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国营养与疾病研究较多的是地方病和老年常见病。我国医学人员经长期研究，首先发现克山病的发生与膳食中缺硒有关，大规模预试验证实，亚硒酸钠可以预防急性克山病的发生，并因此获得了克劳斯施瓦茨国际奖。近些年来，我国在老年营养需要和衰老与营养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发现营养与促进老化程度的自由基有着密切的关系。适当限制进食(主要限制能量)，而蛋白质充裕时，能抑制脂质过氧化作用，维生素A、E、C、B、胡萝卜素、硒等能提高机体抗自由基作用，因此有利于延缓衰老。研究认为癌症、心脑血管疾病、骨质蔬松、白内障、糖尿病等一些老年多发病均与饮食习惯和营养状况有密切关系。如食盐过多与高血压的发生有密切关系，某些营养素摄入过高或过低以及某些饮食习惯的食物中含有较多的致癌物质，均与癌症的发生有密切关系。并且研究筛选出了大蒜、中华猕猴桃、沙棘、富硒麦芽粉、蔬菜、香菇、茶叶等一些具有抗癌防癌作用的食物，在合理膳食搭配防治这些老年常见病的研究方面取得不少成果。此外，我国儿童缺铁性贫血的患病率很高，认为与膳食中铁的摄入、吸收和利用有关，目前正在开展防治研究，已研制出一些由血红素型铁制做的食品和制剂，有较好的作用。对儿童缺钙和维生素D引起的佝偻病、缺锌引起的生长发育迟缓和异食癖等也正在研究中。
十六、放射医学
1956年，谢志光教授、汪绍训教授，创造了汪一谢氏公式，测量国人心脏表面面积的预计值。这一研究，是国内应用最广泛的研究成果之一。此外有一些作者分析总结了支气管肺癌的漏误诊原因，其中X线表现不典型，肺结核合并肺癌，发生于炎症或结核瘢痕之上的瘢痕癌，隐匿型肺癌等。由于CT的普及，使得纵膈病变的定位更加准确。八十年代后期，设备的进步，HRCT出现，使人们能在活体上观察到肺小叶的结构，因而对于肺弥漫性病变的研究受到人们的重视。李铁一教授在关于胸部影像病理基础的研究中，在国内首先介绍了完全复原肺标本的固定方法，对X线，CT检查进一步的认识病变的发生、发展、发生部位以及解释影像学表现等方面起到促进作用。八十年代中期，戴汝平教授在国内开展了冠状动脉内溶栓治疗急性心肌梗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与此同时，开展的项目还有肺A栓塞治疗先天性肺动脉瘘，动脉导管未闭栓堵术，经皮穿刺球囊扩张瓣膜成形术治疗二夹瓣狭窄，肺动脉瓣狭窄和主动脉狭窄。这些新技术的应用，广大了传统放射医学的范筹，其发展和水平，几乎与国际发展水平相当。在研究主动脉夹层的影像学综合诊断中，发现我国人群中，主动脉夹层慢性病例(78%)，明显多于急性和亚急性，其中又以Ⅲ型夹层(66%)明显的多于Ⅰ型和Ⅱ型。
1964年，王云钊教授等首创了中国墨汁骨血管造影的实验研究方法。提出了血源性感染的好发部位，扩展方向及侵入关节的解剖学基础。此后又对骨折进行微血管研究，提出骨痂形成主要来源于膜内和软骨成骨的两种方式。深入地探过了血管与成骨之间的关系，地方病是解放后的研究重点。钱致中教授于1955年提出了大骨病的X线分型，此分型对以后的大骨节X线诊断具有重要的意义。王云钊、莫东旭教授等详细的研究了大骨节病软骨坏死的病理形态和X线征象的演变规律，并根据大骨节病的546块骨的X线，病理所见，概括地总结出大骨节病的20个基本X线征象。这些研究，使我国的大骨节病研究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氟骨症的研究中，提出氟骨症的六种基本X线表现。如骨质硬化，疏松、软化、关节退变、韧带钙化和间断性地生长障碍线等。关于佝偻病的早期诊断问题，王云钊教授提出尺桡远侧干骺端边角突出，先期钙化带部位出现紊乱骨小梁等是佝偻病早期诊断的定性征象，修正了以往延用的X线诊断标准。与此同时，我国学者在骨关节肿瘤等方面的研究也最得了令人注目的进展。
神经放射学是伴随神经外科发展和进步而发展的。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前，国内主要开展了头颅，五官的X线研究，脑血管、脑室造影等研究。这些研究与国外同期开展的工作相差不大。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CT、MRI、DSA等大型医疗设备的引进，国内的神经放射学发展迅猛，基本上与国外神经放射学发展同步。在推动国内神经放射学发展方面，吴恩惠教授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于六十年代初，消化道的检查方法，主要以传统的粘膜法，充盈法和压迫法主为。进入七十年代后，双对比造影法的广泛应用，使显示胃肠道粘膜面的细微结构成为现实，其检查范围包括咽部、食道、胃、十二指肠、小肠和结肠，大大地提高了病变和肿瘤的检出率。目前该检查方法已基本普及到了基层。关于双对比成像原理及其胃肠道粘膜面细微结构的研究方面，采用模型实验，仪器测量等方法，对胃肠道的、结肠粘膜的正常、异常形态及临床意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除此之外，还发现了亚小沟、次小沟、蚕形小区、跨过线等现象，指出在临床诊断中对小凹、小沟应较小区形态、大小更应予以重视。有人将异常胃小区分为增生型、萎缩型、糜烂型、破坏型等四种类型。这些研究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腹部放射学的另一贡献是首次可用放射解剖学方法，获得了肝三角韧带将左肝区域分隔为左肝上前，上后两个间隙，澄清了国外学者对此问题的长期争论。在此基础上有关左膈下脓肿的新的分型和各型的X线特征，诊断原则及标准。又首次提出网膜囊的解剖变异，是由腹膜反褶形成的隔膜，是导致网膜囊肿局限于下部分或上部分重要解剖基础，此项研究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重视。并为发展新兴的边缘学科——腹部放射解剖作出重要的贡献。近年来，影像技术的发展，CT、MRI、DSA等不断地被应用于消化道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关于肝肿瘤的微血管结构和血供研究，林贵教授在国内外首次提出门静脉参与肝癌血供的问题，对肝癌的诊断和治疗有重大价值。在血管的介入性治疗方面，主要研究热点集中在肝癌的治疗方面，其中化疗 栓塞治疗中晚期肝癌已达国际先进水平。此外，腹部的血管成形术，出血与外伤的介入治疗，非血管性和介入诊断治疗等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在腹部的实验性研究方面，国内应用自汉的X一氰基丙酸做了实验性动脉栓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并应用中药做为肾血管的栓塞剂进行了实验和临床研究受到一致好评。
十七、护理学
1950年夏，我国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有全国各地护士参加，大会对护理专业发展作了统一规划，将护理专业定为中专,护校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为3年。
1957年12月9～15日,北京召开了中华护士学会理事会,到会代表137人,讨论并肯定了举办正规高等护理教育的必要性,指出这是巩固护理事业必不可少的措施之一。
1966～1979年,十年动乱期间,护理教育倍受摧残,校址被占用,教师被解散。
1979年7月为加强整顿护理教育发出《关于加强护理教育工作的意见》的通告。
1980年8月,为进一步加强中等专业教育,卫生部发出关于试行《中等卫生学校三年制医士、护士、药剂专业学生基本技能训练项目(草案)》。其中护士专业学生基本训练项目包括基础护理、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五官科、针灸、推拿等211项技术操作。
1980年6月2日，受中央卫生部和总后卫生部的委托,在中华护理学会和江苏省分会帮助下,南京军区后勤卫生部与江苏省卫生厅共同举办了南京医学院高级护理进修班,这是1949年后举办的第一次高级护理进修班。
1984年1月12～15日在天津,国家教育部和卫生部联合召开了高等护理专业教育座谈会,教育部黄辛白副部长,卫生部郭子恒副部长及两部负责高级教育的同志及天津医学院、上海第一、第二医学院，中山医科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医学院等单位的院长、副院长、教务长和护理系主任以及有关的护理专家参加了座谈会，黄、郭两位副部长发言，指出举办高等护理教育的重要意义。
1984年5月14～16日，天津举办了中华护理学会高等护理教育研究班，学员52名，邀请美国李式鸾教授及国内护理专家讲课，这次学习班对开展高等护理教育教学内容有促进作用。
1984年在国家卫生部领导下成立了高等医学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在委员会内分设各专业编审小组，组织编审了《护理学基础》、《内科护理学》、《外科护理学》、《妇产科护理学》、《儿科护理学》五本教材，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为开展护理本科教育提供了教材。
1987年，北京市开展高等护理专修科自学考试，并逐步开展至全国有些大城市。中华护理学会、卫生部和人民卫生出版社共同组织编审了系列《护士晋升自学丛书》共26个分册，主要提供给具有中专以上文化程度护士自学培训使用，为开展自学考试提供了教材。
1989年，已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护理教育体系，全国设有本科护理系的医学院校八所(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天津医学院、山东医科大学、南京医学院、上海第一医科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广州中山医科大学、沈阳中国医科大学、西安医科大学)，护理大专专修科教育30所，中等护士学校500所，比1949年增加了2.6倍。1987年一些大城市开展了护理专修科自学考试、证书班考试，198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学校对全军开展了护理大专函授教育。
中国护士会于1922年在日内瓦加入国际护士会，为第11名会员国，从此中国护士在国际上取得了应有的荣誉和地位。
1950年护理学会总会开始国际学术交流，如请在京苏联护士讲课和撰文，与南斯拉夫、日本、冰岛等国家进行护理工作间学术活动和友好活动。1980年7月13日在世界卫生组织支持下，中国护理学会总会理事王懿、安之璧、吕式媛、严渭然四位同志组成的护理考察团对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三个国家进行的访问。1984年4月，林菊英理事长应美国加州大学及旧金山一些医院护校邀请访问并介绍了中国护理事业的发展。1986年4月20～5月3日英国皇家学院邀请王秀瑛副理事长访问两周，参加英国4月28日在黑池召开的七十周年庆祝大会并授予王秀瑛和其它国家五位护士英国皇家护理学院荣誉校友的证书和证章。1988年6月16～24日学会理事长林菊英、副秘书长李逸华应加拿大护士会邀请，去该国商谈合作事宜。6月26～27日2日，林菊英理事长应西欧科研会的邀请参加该会第四次论文交流会。
十八、临床肿瘤学
(一)病因学
我国自五十年代以来，对研究癌的指导思想工作从局部到整体，从个体到群体，根据临床基础理论研究和对环境中化学性致癌的研究，认为肯定性致癌的根据是：流行病学调查确定为人体致癌物，临床医师和科学工作者都承认这些物质对人和实验动物有致癌作用，对多种动物或同一种动物有致癌作用小剂量即可引起一个或几个脏器发病者为强致癌物，现知对人类具有肯定致癌物有：砷、铬、镍氮芥、芳香胺中的2-秦胺、联苯胺、各种燃料不完全烧燃物及润滑油、煤焦油中所含某种多环芳烃：如2-苯芪，石棉、氯乙烯等。
物理性致癌因素有：
放射能：放射能可引起癌症，较高剂量的放射能在无防护的情况下，长期接触，可引起接触部位的皮肤癌，胃肿癌和白血病。长期吸入放射性粉尘可致肺癌。因此对接触放射性物质及工矿人员加强卫生防护措施，对防治肿瘤极为重要。2.紫外线的过多照射引起皮肤癌。3.热与机械刺激：长期的热与机械性损伤也可引起肿瘤，如食管癌。据祖国医学记载：噎膈与“好热饮”“过饮热酒”有关。据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省的调查表明，食管癌病人好热饮者占50～70%，热食温度高达70%，因此改进饮食习惯对预防食管癌有一定意义。又如坏牙齿对口腔内的某一部位长期不断的磨擦，加上口腔的不卫生，有可能发生舌癌。
生物性致癌物有：
病毒：我国肿瘤工作者发现对病毒是作为动物肿瘤发病的因子之一，已是完全肯定。对核糖核酸病毒反向转录酶的研究为生物学上一重大发现。EB病毒与人类患淋巴瘤，鼻咽癌及其它恶性肿瘤的关系，受到国内外学者及研究机构的重视。另外核糖核酸病毒与人类白血病有关。人腺病毒中的几个不同血清型毒株中，其中有3个毒株在体外有致癌作用，6个毒株有弱诱发肿瘤作用，并在人体乳腺癌组织和乳汁中发现核糖核酸的病毒颗粒。在宫颈癌细胞中发现单纯泡疹Ⅱ型病毒，在部分肉瘤中发现C型病毒的结构与动物肉瘤病毒相似。
除人的白血病细胞外，乳腺癌患者存有肿瘤病毒核糖核酸，在肺癌消化道肿瘤及脑肿瘤中亦有肿瘤病毒核糖核酸。霉菌毒素：致癌性霉菌毒素有多种，霉变的“黄变米”及其中提出的毒素引起小鼠和大鼠的肝腺病和肝癌。现已知黄曲霉素其衍生物有十余种，其中致癌作用最强的是B1，其次为G1B2M1。据统计鈂-1对大鼠的致肝癌强度比奶莞大900倍，比二甲基亚硝胺大75倍。根据我国肿瘤流行病学调查发现，黄曲霉素污染重，实际摄入量多的地方，肝癌发病率也高。黄曲霉素对粮食的污染，我国南方较北方为多。玉米花生被污染的机会和程度较大米、麦、豆类为重。如我国某肝癌高发区与低发区对比调查，前者粮食污染黄曲霉素的程度尤重。寄生虫：据临床观察，患大肠癌与血吸虫病有关。我国南方患肝癌病人与患中华枝睾吸虫病有一定关系。患肺癌在我国西北部地区与肺包囊虫病有关。其他如慢性感染，经久不愈的溃疡，可引起组织增生而发生肿瘤，如胃溃疡引起癌变，下肢老烂脚引起下肢的皮肤癌，慢性中耳炎引起中耳癌等。还有如遗传因素，营养因素，激素失调均可与肿瘤形成有关。
(二)发病率、预防、生长方式及转移途径
根据1988年上海市民居患恶性肿瘤发病率：气管、支气管和肺癌已超过胃癌，占常见十大恶性肿瘤发病率第一位，胃为第二位，以下为肝脏和肝内胆管癌、食管、乳房、大肠、直肠，直肠乙状结肠连合和肛门、胰腺、白血病、膀胱为上海地区最常见十大恶性肿瘤，死亡率肺癌占第一位，胃癌占第二位，上海是我国最大城市之一，工业发达，大气污染严重。尤其是交通拥挤、车辆繁多，所以引起呼吸道恶性肿瘤，如气管、支气管、肺癌等逐年增多，因此癌症的预防尤为重要。癌症的预防可分为三级，一级预防是针对癌症病因的预防，通过改善环境，消除或减少可能致癌因素，降低人群对危险因子的暴露水平以防止癌症发生。二级预防是指癌一旦形成，如何在其早期阶段发现它，以予治疗，从而防止其继续发展，以提高其生存率。所谓三级预防即对症治疗措施，当肿瘤已不可逆转时，应尽可能减少病人痛苦，延长生命，癌症的三级预防，在我国取得可喜成就，尽量做到早预防，早诊断，早治疗，大大提高对癌症防治效果，制定2000年控制肿瘤死亡率目标。对我国几种主要癌症的危险因素进行调查，如食管癌与亚硝胺及其毒素，微量元素有关；肝癌与饮水污染，乙肝感染与黄曲霉素摄入有关，鼻咽癌与EB病毒及亚硝基化合物有关，肺癌与吸烟，空气污染有关。我国防治重点是肺癌、胃癌、乳腺癌、大肠癌、肝癌、食管癌、宫颈癌、鼻咽癌和白血病。
(三)诊断和治疗
目前统计表明肿瘤患者如能早期发现和立即进行适当治疗，有5%以上可以治愈，而且五年生存率可达80.9%，1986年我国卫生部门制定了我国肿瘤防治指导思想，战略目标和对策。我国对癌症临床分期，也根据国际统一的恶性肿瘤临床分类——恶性肿瘤的TNM分类法，用三个大写字母表示。T：-PrimaryTumor(原发肿瘤)N-RegionaLymph(区域淋巴结)M-DistantMetastases(远处转移)。我国目前对恶性肿瘤的诊断有下列几种诊断方法及手段：1.X线诊断，2.内窥镜检查及诊断，3.细胞学诊断，4.病理学诊断，5.放射同位素诊断，6.超声音像诊断，7.免疫学诊断等七种方法，已达到国际水平，特别近几年来我国在免疫学上的诊断技术，突飞猛进。应用甲胎旦白免疫测定诊断原发性肝癌，阳性率可达70～90%，为了适应农村普查的需要，在方法上也有不少改进：简化了标本采集方法，如耳血法，纸片吸血法等，改进了检测技术，提高了灵敏度。
肿瘤治疗：近十几年来我国有主张对手术中发现的，无法完整切除的癌瘤，只要能切除其大部份，且不致增加手术后并发症，仍应采取手术切除，为术后残留癌的药物和免疫治疗建立有利条件，又可以补充对放射线较敏感的恶性肿瘤治疗如肺癌、肝癌、乳腺癌等术后在残留肿缩区补充放射线和介质治疗，提高其疗效。近年来我国对早期(Ⅰ～Ⅱ)乳腺癌，采用改良式根治术或扩大根治术，保留胸大肌、胸小肌，但腋下淋巴结及乳内淋巴结与原发灶的癌瘤一起切除，并与原来的Holstla直切口，改为横切口，既外观美观又效果良好，对于较早期的乳房患者，可考虑作改良式乳房癌根治术或扩大根治术，和原来根治术相比较，其生存率没有降低，基本相似，但其生活质量大大改善。如需要可再施行人工乳房再造术，外观与正常相似。
放射治疗：根据肿瘤性质，分别进行单纯放疗或综合治疗，根治性放疗，手术前放疗，手术后补充放疗，还是姑息性治疗等，并可在治疗过程中随着患者全身情况，肿瘤变化可调整治疗方案，我国在鼻咽癌，宫颈癌及淋巴瘤的治疗中在世界上取得先进地位。
药物治疗：近30年来我国对肿瘤药物治疗有较迅速发展，尤其是与其他综合手段应用，使常见肿瘤临床治愈率有了一定程度提高，目前药物治疗已成为肿瘤的重要手段之一。
十九、核医学
党和国家对我国核医学的发展十分重视，1956年国务院在新拟订的科学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中，已将核医学列为国家的一项重点任务。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卫生部在西安创办了同位素测量仪器训练班及同位素应用训练班，由丁德泮、王世真两位教授负责，为全国各地培训了一批技术骨干，使之成为我国核医学的学科带头人。
1958年，我国建成了第一座原子反应堆及回旋加速器，生产了常用的放射性核素。同年，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四地巡回举办了放射性同位素临床应用训练班，此后，在各省、市有关部门的领导与支持下，北京、西安、上海、广州、长春、重庆等地相继建立了一批同位素实验室，开展了131I、32P、198Au等放射性核素的临床诊断与治疗工作，国产放射性核素已能大量供应。60Co治疗机治疗肿瘤，131I吸碘试验诊断甲状腺疾病、多种脏器的核素显像和放射性肾图等项检查都得到推广，放射性核素示踪方法在生物化学，药理学、内分泌学、病理生理学、微生物学及其他形态学科中的应用也陆续开展了起来。1972年，中国科学院召开了全国原子医学专题经验交流学习班；1973年中央卫生部委托医科院在四川举办同位素新技术经验交流学习班，王世真等50多位教授，研究员及工程技术人员，参加了授课及教材编写等工作，来自全国各医学院校、医院、科研单位的60多位学员参加学习，这对全国核医学的迅速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些学员已是各单位的技术骨干与学科带头人。1977年7月由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主办，在哈尔滨召开了全国放射性同位素技术经验交流会；并在一些城市巡回进行放射性同位素在工、农、医等方面成就的图片展览。
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核医学得到了飞跃的发展，核素标记技术、放射性测量技术，临床上脏器显象诊断技术，体外放射分析技术、短半衰期核素应用等都更广泛应用和水平更加提高；核素示踪技术在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许多课题中充分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的自动液体闪烁计数器，自动固体闪烁体样品计数器等仪器设备已能成批生产并更普遍推广使用，外放射分析的检测样品的品种和应用范围逐年增加，并加强了质量控制；与此同时，核医学专业队伍迅速增长，业务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为了适应这一形势，1980年，成立了全国核医学学会，此后，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核医学分会；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各种核医学学术会议常被召开；1981年创办了《中华核医学杂志》。核医学已列为高等医学院校学生的必修或选修课程。
据1993年3月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的不完全统计，除在个别省区外，我国已有近750家开展了核医学工作，分布在其它省、市、区；从事核医学专业人员达四千余人，其中高级职称人员占16%；全国核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带教点达18个，已培养出各类研究生500多名；放射性核素年使用量近1014贝可(2600多居里)；全国已有SPECT仪102台，γ相机75台、液闪测量器168台、γ计数器847台、各型计算机433台。另据统计表明：我国主要高等医学院校及医科院的学报上自1993年至1995年上半年所发表的论文总数中，采用了核技术方法者近15%，其中有的高达28%；从以上资料表明，我国核医学已有相当水平。